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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语言学doc

发布时间:2019-07-03 05:1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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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糊语言学 第一章 模糊语言学基本理论 控制论 (cybernetics) 中有一种方法叫黑箱。所谓黑箱是指这样一个系统,我们只能得到它的输入值和输出值,而不知其内部结构。在医学中,医生是靠诊察、化验和问答来推断肌体的病情;在神经生理学(nerve physiology)中,人们通过观察动物的刺激和反应来推断其内部神经结构的。实际上,黑箱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如一个人在不会开门时。总是在门把手上左右转动(输入),看门闩开不开(输出),而不必把门锁拆下来,了解其中的构造。对大多数人来说,计算机是一个黑箱。我们只要知道如何处理文件(输入)和获取信息(输出)就行了,并不需要知道其内部结构。可以说,我们从小到老都在同黑箱打交道。许多事物我们自以为不是黑箱,但它们实际上仍是黑箱。比如,我们可能认为自行车不是黑箱,因为它的每一个部件都能看出来。事实上,踏板与轮子的最初联系在于把金属原子聚在一起的那些原子力,而这些原子力我们一点也看不见。我们骑车只要知道踏板能使车轮转动就够了。 与黑箱方法相对,人们又提出白箱理论。关于白箱理论,艾什比在《控制论导论》中曾称之为“全知的黑箱”。维纳在《控制论》的序言中说,“我把某些具有已知结构的物体叫白箱”。例如,我们使用计算机,其运算程序都是事先设计好的,这种程序就是所谓的“白箱网络”。因为在设计程序时,我们对程序输入计算机后,它的运算步骤、运算方式都是知道的。 从认识论上说,黑箱理论是已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一无所知为出发点。白箱理论表现为对系统进行识别时,已经对此系统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然而,人类的认识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深化,逐步积累的过程。我们在认识过程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面对的是对其有了部分了解的“黑箱系统”,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完全的黑箱,有人称之为“灰箱”。在我们的认识中,对于某个系统已经有了局部的知识,而对于其他方面是不知的。在灰箱中,我们具有关于实现输入——输出关系的结构和功能的部分知识。例如:有个人有一天去朋友家,朋友养了一条狗。当外面开过来一辆汽车时,这条狗就跑到屋角畏缩起来。在这个人看来,这条狗的行为真是莫名其妙。然而,对狗的主人来讲,狗的这种惧怕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前不久,这条狗曾被汽车轧伤过。这这种情况中,这个人面临着“狗有惧怕行为”的黑箱,他不能解释狗的这种行为。他的朋友面临的是一个“狗有惧怕行为”的灰箱,所以他能解释狗的这种行为。 模糊逻辑或模糊理论的原理与灰箱理论有着一定的联系。事实上,模糊理论的诞生出自美国加州大学控制论专家札德(L.A. Zadeh)发表在《信息与控制》(Information and Control)杂志上的论文《模糊集》(Fuzzy Sets)。文章指出,“对现实的自然界中碰到的对象进行分类,经常找不到精确定义的资格判据。例如,动物类明确把狗、马、鸟等列为其成员,并明确把岩石、液体以及工厂等这类对象排除在外,然而,像星鱼、细菌这类对象相对于动物类而言却处于一种含混状态。把像‘10’这样一个数与远大于‘1’的实数的“类”联系起来时,出现相同的含混性”。因此,札德指出,“‘远大于1的实数’、‘美人’或‘高个子’这些类不构成一般数学意义上的类或集合。但事实上,这种不精确定义的‘类’仍在人的思维中,特别是在图象识别、信息通讯和抽象的领域内起着重要作用”。 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 精确与模糊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出现商品交换,人们开始用手指、小石子等进行计数。以自然数为起点,数学开始了它的光辉历程。随着数学中数和形的概念的产生,关于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初步知识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开始学会了精确思维。这是人类认识能力的一大飞跃。运用这种初步的精确数学方法,古代人类在农业、天文(chronometer)、地理等方面创造了许多光辉业绩,并在实际应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精确方法。从这一阶段看,模糊曾作为精确的对立面,代表了蒙昧 (obscuration) 和落后。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精确数学方法的发展和应用更是休戚相关。用精确定义的概念和严格证明的定理描述现实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用精确控制的实验方法和精确的测量计算探索客观世界的规律,建立严密的理论体系,这是近代科学的特点。到了19世纪,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走向定量化、公式化,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精密科学”的学科群。这一阶段是精确科学方法飞速发展的时期。 随着精确方法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日益获得成功,人们关于精确与模糊逐渐形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方法论观点:精确是好的,模糊则不好,越精确越好;科学的方法必定是精确的方法,模糊的方法一概是非科学方法或前科学方法,即在尚未找到精确方法之前的一种权宜的方法。这种对精确方法的崇拜和对模糊方法的否定,似乎被当作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很长的历史长河中未受到人们的挑战。 当今世界已进入计算机时代。计算机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科学的社会化,社会的科学化,使人们用新的眼光看待一切,对于“模糊”,也得刮目相看了。 计算机 是在精确科学的沃土中培育起来的一朵奇葩。其解决问题的高速度和高精度乃人脑望尘莫及。但也正是在使用计算机的实践中,人们认识到人的头脑具有远胜于计算机的能力。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在谈到人胜过任何最完善的机器时说:“人具有运用模糊概念的能力。”人脑能接受和处理模糊信息,依据少量的模糊信息对事物作出足够准确的识别判断,灵活机动解决复杂的问题。凭借这种能力,医生可以依据病人的模糊症状进行准确诊断;画家可以不用精确测量计算而画出栩栩如生的风景人物;甚至儿童也可以辨认潦草的字迹,听懂不完整的言语。这一切都是以精确制胜的计算机望尘莫及。严格的精确性使得计算机无法接受和处理模糊信息,不能在模糊环境中正确识别事物、有效地进行决策。相反,模糊方法特有的简捷、灵活和不精确性,显示出特别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所以,目前最好的翻译软件也解决不了两种语言转换的根本问题,以至于人工翻译仍是各种翻译活动中的主要力量,因为人脑可以对各种复杂的语言现象进行足够准确的识别,灵活处理。 辩证法 (dialectic)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精确方法和模糊方法都具有两重性。世界上不存在普遍有效的精确方法,模糊方法也并非必然是非科学方法。精确方法和模糊方法都是可以作为科学方法。在一定范围内,精确方法是更科学的方法;在另一范围内,模糊方法是更科学的方法。美国加州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哥根(J.A. Goguen)说:“描述的不确定性并非是坏事,相反,倒是件好事,它能用较少的代价传达足够的信息,并能对复杂事物作出高效率的判断和处理,也就是说,不确切性有助于提高效率。”从把模糊性视为纯粹消极的因素到承认模糊性还有积极有利的一面,从力求在一切场合下消除模糊性到一定场合下有意识地利用模糊性,这是科学思想和方法论的根本变革。科学工作者终于通过自己的实践,达到了对模糊方法与精确方法的辨证认识。这是创立模糊理论的必要思想准备。 模糊理论的诞生 我国自古以来,人们对语言中的许多词的模糊性就有所认识。早在我国的《易经》中就出现这样的句子:“上下无常,刚柔相易”。《楚辞·卜居》中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易·系辞》中说:“言不尽意,书不尽信”;《老子》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庄子·天道》中有“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的说法;晋代文论家陆机则在《文赋·序》中说:“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为今”。这些片段文论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词语的模糊性及其表意的不确切性。 魏晋以后,出现了许多有关语言研究的专论,其中不少就涉及到模糊言语问题。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篇》中说:“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词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词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这里所说的言辞婉曲、文章隐晦,但无害文意表达之观点,实质上已谈到了语言运用中模糊语言的功用问题。 唐代刘知几《史通·言语篇》赞美周代古人文章“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司图空的《诗品·含蓄》也谈到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的语言现象,并称之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这些均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模糊言语的语用功能。 1963年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就略语和单词的界限问题做过如下精辟论述:“有些组合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或模糊状态:可以说有相应的完全形式,也可以说这只是一种‘释义’,它不是由此省略而成的。例如:‘外交’可以肯定是单词,‘外贸’无妨作为略语,可是‘外事、外汇、外销’划在哪一边呢?……此外,有许多组合明明是略语,但因为常用,大家已经不再同时想起它的完全形式,例如‘精简’(精兵简政)、‘七律’(七言律诗)、‘急电’(加急电报)、‘抗战’(抗日战争)。似乎不能不承认略语可以因常用而转化为单词,可是常用是个程度问题,因而略语和单词的界限有模糊了。(伍铁平,108) 在西方,公元前400多年,宇宙原子论的创始人古希腊哲学家德拉克利特就指出,由视觉、听觉等产生的认识是暧昧的,即不确定的和模糊的。 莱布尼兹(1646—1716)很早就认识到自然语言的不精确性。他“第一次提出了通用语言的思想。他认为,普通语言使哲学家用各自的语言说话,以致争论不休。数学概念明确、推理严密、结果相同,因此,用数学语言代替自然语言,人们说话的逻辑就能像数学一样严密……为了实现这种设想,莱布尼兹致力于……创造通用语言,把语言符号化,以克服自然语言的区域性、不规则性的缺点”。(杨国璋等:《当代新科学手册》P.16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然而,实践证明,这是做不到的,因为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其模糊性,它有其特殊功能。 17世纪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伏尔泰(Voltaire)在论及词的模糊性时就说:“世上不存在能够表达我们所有观念和所有感觉的完善的语言。这些观念和感觉的细致差别实在太多,太不可捉摸……,例如,人们不得不用两个概括的词‘爱’和‘恨’去表达彼此迥然不同的成千上万种的爱和恨。我们的痛苦和欢乐的情况也是这样的。”(Ullmann:Semantics, 116-117, Oxford Press,1962.) (现在看来,这属于语言的概括性只有当‘爱’同‘恨’交织在一起,二者界限很难区分时,才能说这两个词是模糊词。托尔斯泰也曾借安娜·卡列尼娜的口说:“世上如果有一千人,就会有一千种爱情”。这涉及的也是‘爱情’一词的概括性,而不是模糊性。) 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我们没有直接意识到自己具有一个观念,却可以间接地意识到。这一类观念就叫模糊观念”。“知识性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起的作用最大。模糊观念要比清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在模糊中能够产生知性和理性的各种活动。……美应当是不可言传的东西,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用语言表达我们所想的东西”(《康德传》115)。 恩格斯早在1875年,就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了界限的不确定性,尽管他没有提出模糊概念、模糊语言等问题。他说:“Hard and fast Lines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度……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恩格斯的话应该看作模糊理论的哲学基础,可见模糊理论是完全符合辩证法的。 1904年,法国物理学家杜恩(P. Duhem)在他的《物理理论的目的和结构》一书中指出:同一般常识的模糊陈述相比,理论物理学上的陈述,正因其比较精确,反而比较不确定。他的意思是说越来越精确有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好事。(伍铁平:《模糊语言学》97) 德国语言学家安东·马尔蒂(Anton Marty)1908年在其著作《对普遍语法和语言哲学的基础的研究》中说:“我们所说的模糊(vagueness)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某些名称运用的范围是没有严格划定界限的(the field of application of certain names is not strickly outlined)”。他举的例子是about a hundred, sweetish, greenish, big, small, quickly, slowly等。这些例子正是札德提出模糊概念和模糊限制成分(linguistic hedges)时所举的例子。 索绪尔指出过概念和思想的模糊性质。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有这样一段话:“从心理学方面看,我们的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始终一致认为,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不能恒定地、清楚地区分两个概念。思想本身像一团星云(nebula),其中没有什么是必然划定好了的界限。……在语言出现以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Without language, thought is a vague, uncharted nebula.)(F.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P.155,)在索绪尔看来,只要有语言作为媒介,将本质上是模糊的思想和声音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就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但是,他同时认识到,“形态学、句法和词汇学的相互渗透……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界限。” 1923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大洋州心理学和哲学杂志》(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第一卷上发表了重要论文“论模糊性”(Vagueness)。他在该文中指出:“整个语言或多或少是模糊的”。(All language is more or less vague) 他并以red为例,说明颜色构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因此我们很难判断有些色彩是否属于红色。接着他又说“秃头”也是一个模糊概念,因为头发究竟要脱落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秃头,这是很难精确地划定界限的。(伍铁平:《模糊语言学》126)最后他指出,“认为模糊知识一定是虚假的,那将是极大的错误。相反,一个模糊的认识比一个精确的认识更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有更多可能的事实证实这一模糊认识”。他举例说,当我们用模糊词说某某是高个儿,这比说他高6英尺2到3英寸可能更真实。(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该人的准确高度的话)。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萨丕尔在20世纪20年代也谈到词的模糊区域,他称作‘交融区域’。(blend area)他说:“许多,(many)只是意味着任何一个数量,这个数量是衡量另一个数量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显然随着上下文的不同而有很大变化。……相互对立的性质只有相对的绝对值(abs)。例如,good和bad, 甚至far和near所具有的心理特性,同green和yellow是一样的。它们之间在逻辑上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准则,而只是存在一个交融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渐次变化的各种性质在其对立的方向上相遇。”(E. Sapir: Selected Writtings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p.122. 见伍铁平 101) 继罗素之后,1937年,美国哲学家布莱克(M. Black)在《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第4卷第4期上也发表了同名文章“论模糊性”(Vagueness)。他在该文中首先引用了皮尔斯(C.S. Pierce)的一句话:“逻辑学家一直过分忽略了对模糊的研究。”(Logicians have too much neglected the study of vagueness.) 布莱克明确指出:词(words)的模糊性(vagueness)指的是词的运用的“限定范围和对这个范围的界限缺乏明确的规定”(the finite area and lack of specification of its boundary) 1949年,布莱克又出版了论著《语言和哲学》(Language and Philosophy)。他在该书中对语言的模糊性进行了大量的哲学探讨。 德国哲学家卡西勒(E. Cassirer)于1944年在“关于人的随笔”一文中也谈到了语言的模糊性。他说:“日常言语的词不能用科学概念中所体现的那些尺度去衡量。同科学概念相比,日常言语中的词的特点是其不明确性和模糊性,因此经受不起逻辑分析的考验。但是,我们日常生活用词的这一不可避免的天生缺陷,并不影响这些词成为向科学概念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正是从这些词中获得对世界的第一个客观的理性认识”。 奥地利著名哲学家、分析哲学的鼻祖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他身后出版、代表他晚年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也曾谈到,人们的许多概念具有“模糊的边缘”。他把模糊概念比作模糊的图画,并说:“难道用清晰的图画代替模糊的图画总是有益的吗?”维特根斯坦还是分析美学派的代表,他认为“善”、“美”这些词是模糊的。他说:“在我们对‘美’一词的用法中,没有任何相同点……,我们在许多场合都用这个词,但每次都各不相同。例如,一张脸的美跟一把椅子的美,一朵花的美或一本书装帧的美是各不相同的。” 1962年波兰哲学家沙夫(Adam Schaff)在其《语义学引论》(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中讨论过词的模糊性问题。他指出: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scientific terms)的话,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Vagueness is a property of practically all words.)。……在客观现实中,词所表达的事物和现象的各种类别之间是有过渡状态的。这些过渡状态,这些‘边界现象’(boundary phenomenon),可以解释我们称作词的模糊性现象。 中外学者对模糊性尤其是自然语言的模糊性皆早有共识,然而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也没有形成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科学体系。 有幸的是,1965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机工程系控制论专家札德在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杂志上发表了论文 “Fuzzy Sets”,最早提出了“模糊集”的概念。“模糊集”的发表,标志着模糊学或模糊理论的诞生。 模糊理论的深远意义 模糊理论一诞生就为世人瞩目并蓬勃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当代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研究和机器人学的发展,迫切要求探索并力图模拟人的模糊思维机制。查德适应了现代科学的要求将模糊理论形式化、数学化,从而使之能广泛应用于图象识别、自动化理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诸多领域。这里也许值得引用康德表述过的一种思想: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分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模糊和精确原本是一对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在充满辨证法的模糊现象中运用数学是顺理成章的事。 模糊理论提出的任务是改变人们以往的整个思维方式。其本质是反对对事物进行一刀切,承认在两个值(如“美”与“丑”)之间有无数的区间值,有无数的隶属度(membership)。因此,模糊理论的诞生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但促进了模糊学(fuzziology)自身的发展,而且给数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词典学、修辞学、翻译学、教育学、人工智能学、机器人学(robotics)、交际学、经济学、思维学、文艺学等一系列学科带来了空前的变革。从此,人们在科学中不仅注意研究中心现象或精确现象,而且开始注意边缘现象或模糊现象。时至今日,科学领域里诞生了模糊数学、模糊语言学、模糊逻辑学、模糊哲学、模糊心理学、模糊思维学、模糊修辞学、模糊美学等许多新兴学科。这或许是模糊理论给广大科学工作者提供启示的必然结果。 模糊语言学的诞生与研究现状 模糊语言学的诞生 随着模糊理论研究的发展,模糊语言学也应运而生。事实上,模糊理论的产生同语言学本身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首先是札德等人以模糊集合论为工具,研究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创立了定量模糊语义学( quantitative fuzzy semantics)。札德在《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的“模糊集”条中指出:‘意义’、‘智能’、‘爱情’都是模糊概念。模糊集论这个分支的起源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 札德还谈到,他对模糊限制语(hedges)的处理来源于他同语言学家拉科夫G. Lakoff)的合作。他用树形图、生成模型处理模糊限制语时,显然是从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 Chomsky)的理论中得到启示的。他在关于模糊数学的一系列文章中,经常引用语言模糊性的例子,如用‘青年’、‘老年’等词说明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他的这些研究为模糊语言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札德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尽管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人提出过,但只有在札德以后才为世人瞩目,才发展成几门独立的学科:模糊逻辑、模糊数学,以及正在形成的‘模糊语言学’?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札德才适应现代科学的要求,将模糊理论形式化、数学化。从而使它能广泛使用于图象识别、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多方面。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分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模糊和精确原本是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一对矛盾,在充满辩证法的模糊现象中运用数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就建立模糊语言学这门新的学科而言,现在首要问题倒不在于形式化和数学化,而在于明确究竟哪些现象是模糊理论的研究对象,因为许多语言现象无法用数学的方法处理。伽里略只是说:“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社会现象则不然。 在国外,研究模糊语言学知名度较高的学者有美国的雷可夫、麦考利、普林斯,英国的舍乃尔、威廉森等。雷可夫是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的语言学教授。早在70年代,雷可夫就将模糊集理论引入语义的研究。他指出语义界限有一定的模糊性。以‘鸟类’(bird-likeness)为例,知更鸟最为典型,它绝对属于‘鸟类’;蝙蝠则不大属于此类。麦考利教授于1981年著有《语言学家总想知道但却难以启齿去问津的逻辑》(Everything that linguists have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ogic, but were ashamed to ask)。在此书的一章中,麦考利全面地考查了模糊集合概念在语言学中的应用。普林斯及合作者研究了两种类型的限制词。调查的方法是通过医生之间的谈话和开会记录来收集语言材料。他们最初的假设是医生们对医学技术问题的交流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讨论医德问题时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他们不具备这方面的正规训练。这一假设最终却与事实不符。调查结果表明即使在谈论技术问题时,医生们的语言也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英国的舍乃尔博士在《模糊语言》(Vague Language)一书中,考察了英语是如何提供不同形式的模糊方法的。她的研究将语用学的原理应用于模糊语言,描述了模糊语言的不同形式,同时也说明了它们的语用价值。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威廉森在《模糊性》(Vagueness)一书中从认知角度对模糊性,尤其是它的起因,作了研究。 二. 模糊语言学的研究现状 (See the following article) 中国模糊语言学的理论研究述评 吴世雄陈维振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 该文回顾了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模糊语言学理论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中国模糊语言学理论研究的设想和建议。 模糊语言学是中国语言学诸分支学科中起步较晚却发展最快、影响面最广的一门分支学科。模糊语言学在中国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伍铁平发表于《外国语》1979年第4期的论文《模糊语言初探》是国内最早运用模糊理论对语言模糊性进行研究的论文。在此后数年间,伍铁平又接连发表了30余篇有关语言模糊性的论文,对推动模糊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模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包括对模糊语言学某些基本问题的争论,不仅为语言学界,而且也为哲学界、心理学界、文学界等其他不同学科、不同学术领域所普遍关注。从1979年至1998年的20年间,我国学者发表了数百篇模糊语言学研究论文,出版了多部模糊语言学专著,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而且对我国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模糊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我国模糊语言学研究的特点 1 模糊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模糊语言学的基础是模糊集合论。没有模糊集合论,也就不会有模糊语言学。所以国内外学者在模糊语言学研究上的基本方法都是以札德的模糊集合论为基础对语言的模糊性展开定量和定性的研究。一般说来,我国学者的模糊语言学研究倾向于定性的研究,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定量研究(数理逻辑运算和实验统计测定)。 札德在发表于《信息与控制》(InformationandControl)杂志1965年第8期的论文《模糊集合》中明确指出:“模糊集合是其成员隶属度构成一个连续集的所有成员组成的一个类”。在传统的集合论中,每一个集合的成员要么属于它(隶属度为1),要么不属于它(隶属度为0)。可是,在札德看来,对现实的自然界中碰到的对象进行分类,经常会找不到精确判定其资格的根据。他指出:“‘美人”或‘高个子’这些概念并不能构成一般数学意义上的类或集合。但事实上,这种不能精确划分的类在人类的思维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札德提出用模糊集合的方法来处理模糊现象,来研究模糊概念。可见,札德是受模糊语言的启发而提出模糊集合论的。札德在为《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撰写“模糊集”词条时写道:“‘意义’、‘智能’、‘爱情’都是模糊概念。模糊集合论这个分支学科的起源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①由于这个原因,从模糊集合论的诞生之日起,它就对语言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模糊集合论适用于语言模糊性研究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语言范畴实际上就是某一个论域中的模糊集合。范畴的核心部分是范畴中所有成员共有的典型属性(相当于集合的定义)是明确的;但是范畴的边缘(相当于集合的外延,即组成该集合的所有元素)却是模糊的,不能明确地加以确定的。传统集合论的基础是二值逻辑。在二值逻辑中,一个命题,即一个表达明确意义的陈述句,其线”),要么是假(记作“0”)。根据这种二值逻辑的集合论,一个概念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都必须是明确的。例如“吉尔是个教授”这个命题,只允许取值“1”或“0”,即吉尔或者是个教授或者不是个教授,二者必居其一。可是,要是我们将这个句子中的“教授”改成“好人”的话,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好人”是个模糊概念,其内涵(即基本涵义)十分清楚,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判定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但这个概念的外延却是不明确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个人要好到什么程度才算得上是一个好人。对这样的命题,就不能简单地用“1”或“0”去描述其真值。札德看出了二值逻辑的缺陷,提出以“隶属度”②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对于像“好人”、“坏人”这样的模糊概念的集合,规定其成员对该集合的隶属程度,可以取闭区间[0,1]内的任何实数值,即可以在[0,1]的区间内连续取值,这样,模糊集合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隶属度与之相对应。这个隶属度就构成了这个模糊集关于它的元素的隶属函数(membershipfunction)③。隶属函数可用以描述各种模糊集合,这使得模糊集合论在研究各种模糊事物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2 我国模糊语言学研究的特点 我国学者在定性研究上比较成熟,成果较多,特别是基于汉语的对比分析方法更受到西方学者的赞誉。西方学者在模糊语言学研究上多采用数学分析和哲学分析的方法,他们对汉语语料不够熟悉,对汉语的语言模糊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对我国的模糊语言学研究比较感兴趣。概括说来,我国学者在模糊语言学研究上的特点可概括为:(1)以汉语为基础的跨语系对比及词源对比研究。这类研究又分为共时对比和历时对比两种。其中,伍铁平将模糊语言的历时对比同修辞学、词汇学和词源学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不断丰富模糊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把模糊语言学研究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受到国际语言学界的好评。(2)我国的模糊语言学研究不仅涉及了几乎所有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而且还与文艺理论、心理学、人工智能、逻辑学、美学、语言教学、控制论等众多学科相联系,并在所有的这些学科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研究领域之广、应用效果之显著、产生影响之深远,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实不多见。(3)我国的模糊语言学研究既有宏观的理论探讨、理论建构,又有微观的观察、描述和比较。另外还有大量的应用研究。所有的这三类研究初步构成了我国模糊语言学研究的比较完整的体系。 我国学者的模糊语言学理论研究 我国学者对模糊语言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对国外模糊语言学研究成果的译介;(2)模糊语言学的理论研究;(3)模糊语言学的应用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仅概述我国学者的模糊语言学理论研究。 1 语言模糊性的概念和语言模糊性产生的根源 伍铁平在《模糊语言初探》一文中对“模糊概念”作出定义,对模糊语言和模糊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也作出了探讨④。在《再论语言的模糊性》一文中,伍铁平又对历史上外国学者关于语言模糊性的论述作出概述,提出区分语言的两种模糊性(本体的模糊性和认识上的模糊性)⑤。对语言的模糊性进行探讨的论文还有吴涌涛的《模糊理论的若干问题》⑥,曹铁根的《简论语言的模糊性与模糊语言》⑦等。苗东升在《论模糊性》⑧一文中从哲学的高度把事物的模糊性概括为“事物类属的不清晰性”和“事物性态的不确定性”。这个定义也适合语言的模糊性。我国学者还对“模糊”这个科学术语的名称、概念和正名问题进行研究,这方面的论著有吴世雄的《现代汉语外来概念词“同义异名”现象的个案分析及其启迪》⑨。 模糊语言学在国内发展的初期,国内学者对语言模糊性产生的根源有不同看法,主要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符号的模糊性来源于事物的模糊性;第二种观点认为,语言的模糊性源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第三种观点认为,模糊性是语言符号本身的基本属性。客观地说,这三种观点本身都有失之片面之嫌。 苗东升认为“模糊性来源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性”,但他同时又认为“模糊性在本质上是客观的,但又包含一定的主观成分”⑩。陈保亚《论语言符号的模糊与指称》 一文认为语义模糊性的根源在于语言符号的指称功能中。这个看法显然忽视了符号与所指物之间无直接联系这一事实。其实,符号的指称功能本身就是人类认知活动或所指活动的产物。吴涌涛则认为:“模糊性产生的根源不仅在于客体(符号的所指对象),不仅在于主体(符号的使用者),也不仅在于符号(语言)本身,而是主体和客体在语言中相互碰撞的结果,是三方面的特点同时决定的,不能只从单方面讨论模糊性”。郑通涛认为语言的模糊性,“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心理过程的特点及方式之中”。吴世雄则认为“语言模糊性产生于人的认识过程”。他通过对符号、所指活动和所指物所构成的语义三角形进行分析,论证了“符号的意义是人脑认知活动的结果”,因此“离开了认知活动,便不存在符号与所指事物的指称关系,也就不会有指称模糊或语义模糊”。 2 模糊词语及其语义的研究 由于人类语言的模糊性在语词及其意义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从一开始我国学者就十分重视研究模糊词语及其语义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较多,现分几个方面概述如下: 语义模糊性的本质及产生根源 石安石(1988)在《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上发表了《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一文,引发了一场有重要意义的争论。中国的外语刊物也对这场争论给予积极的回应。张乔的《模糊语义学》和王逢鑫的《我国语义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都对这场争论作了介绍。参加这场争论的论文有:符达维《模糊语义问题辨述》,许丕华、吴博富《略论模糊语义的本质和根源》,石安石《模糊语义再议———答符达维同志》,马毅《〈模糊语义问题辨述〉的辨述理论》和陈新仁《模糊语义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兼评石安石与符达维关于模糊语义之辨》。 通过这场论战,解决了我国早期模糊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对模糊语义的本质和产生根源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语义模糊性的界定以及语义模糊与其他语言学概念的区别更加明确,对于模糊语义的研究方法,比如如何运用模糊集合论来描述和分析各种语义模糊现象,也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不过,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仍有不同意见。这场持续三年的论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深化了后来的模糊语言学研究,而且还拓展了模糊语言学的影响范围。 语义模糊与歧义、多义、笼统、含混、概括等语义学其它概念的区别。 这方面的论著有伍铁平《语言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等的区别》 ,俞如珍《简论词的模糊性、概括性和特指性》 ,杨斐翡《英语中歧义与模糊的基本区别》 和吴世雄《应该区分词语的含混与歧义》 。其中吴世雄文从认知角度对词语的含混与歧义作出区分。杨斐翡和俞如珍的文章分别对英国语言学家RuthKempson的四种词义模糊类型的划分提出异议。目前,我国语言学界已经对语义模糊的本质、特点及其与其它语义学概念的区别有了清楚的共识。可是在实际上,仍然有不少人将概括、多义、歧义、双关、含混等与模糊混为一谈。这方面的例子详见伍铁平《模糊语言学综论》 。 模糊义与精确义的关系 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有二个,一个是伍铁平在《模糊语言学》(北师大油印本)一书的第六章中所论证的“精确性和模糊性可以共存于同一个词义的范畴中,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结论。伍铁平在《论反义词同源和一词兼有相反二义》 和《再论词义向其反面转化和一个词兼有相反的两个意义》(上、下) 中继续对这个问题作了部分论述。伍铁平的论述纠正了札德等国内外学者过分夸大模糊性的错误,使人们能正确地认识模糊性和精确性的辩证关系。 第二个成果是石安石对汉语常用词语的义项所做的统计调查。石的研究结果表明,札德和Schaff等国内外学者将具有某些模糊义项的词语看成是模糊词语或模糊集的做法是不妥的,因为“人类语言的词语通常具有多个义项;在这些义项中有些是模糊的,而另外一些则可能是精确的”,而在石所调查的词语中,模糊义项所占比重显著低于精确义项。石安石此项研究的另一个意义是启发人们从更小的语言单位及更深层次去研究模糊语义。 模糊语义形式化描述 把模糊词义视为一个模糊集,通过在模糊子集之间的状态和关系进行描述,可以建立描述模糊语义的数学公式。尹斌庸《模糊集合论与语言研究》 提出用模糊集合论对模糊语义作出形式化描述的设想。苗东升《模糊学导引》的第六章“模糊语言”介绍了用札德的语言变量概念来定量地、形式地描述自然语言的语义模糊性的方法。杜厚文《模糊语义定量分析》 在苗东升研究的基础上更详尽地介绍了对自然语言的模糊语义进行定量分析的模糊集合论方法。但杜厚文在对模糊概念的论述上有错误,对此吴世雄进行了批评 。 石安石的《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 在札德“隶属度”的基础上提出“模糊度”(即某个词语某个意义所具有的模糊性的程度)的概念,对语义的模糊性进行定量分析。他根据两组词语的调查数据计算了有关的隶属度和模糊度,以此比较不同词语的模糊度,进一步澄清了模糊和笼统、模糊边界与语义交叉现象的区别 。周志远《也谈语义模糊度》 针对石安石的上述语义模糊度计算公式提出异议。他认为“模糊数学中的模糊观念考虑的仅仅是边界的状况,与语义学观念似有不合”。周文提出一种新的模糊度观念,即把模糊集看作是由某个模糊集的边界状况与核的状况(大小)二者共同决定的东西 。周文根据这个新观念得出了新的语义模糊度计算公式。 此外,中山大学周海中也提出用模糊集合论和图论的方法解释自然语言的模糊语义现象。他关于模糊语义变量所作出的一个科学假设,被国际学术界命名为“周氏假设”,被认为是“对于计算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将成为高科技领域中的前沿学科”。(见广州《现代人报》1994年7月第一版的报道“周海中其人其事”和《科技日报》1987年10月3日的报道“谁说小人物不能干大事”)由此可见,模糊语义研究对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模糊语义的语言学研究 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运用多种语言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语义模糊。他的模糊语言学理论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比较语义学研究。伍铁平在他的不少论文中还运用比较词源学的方法研究动物名称、植物名称、天体名称、亲属称谓和颜色词在词源义上表现出的模糊性。运用比较词源学方法来研究语义模糊性的还有吴玉璋《从历时和共时对比的角度看颜色词的模糊性》 。 从语义场理论出发来研究语义模糊性的论文有陈新仁《模糊语义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和文旭《从语义场理论看语言的模糊性》 。陈新仁的论文还进一步分析了伴随、文体(风格)、情感、搭配和联想等5种意义的模糊性。文旭和匡方涛的《论语义的动态模糊》 从语义的历时变化及语词的实际运用中考察了语义模糊的动态性。 模糊语义的认知分析 随着认知语言学研究在我国的兴起,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始引入模糊语言学研究中。在模糊语义的认知研究上,吴世雄、陈维振《语义范畴的家族相似性》 揭示了人类的类属划分(范畴化)对语义模糊的影响,论证了人类的类属划分具有生理的和文化的基础以及由类属划分所得到的语义范畴具有“家族相似性”和模糊性,提出了一个改进型的语义分析模式。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文旭的《语义模糊的认知分析》 。 3 语音和语法的模糊性研究 尹斌庸《模糊集合论与语言研究》,把“元音”、“辅音”、“词”、“非词”这些语音学、语法学概念看作模糊集合,提出用模糊集合论解决这些问题的设想。用模糊集合论解决英语名词可数性的成功事例是何自然的《英语名词可数性的模糊界限》 。徐盛桓《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些趋势》 对此做了方法论上的阐释。他认为,模糊数学的方法可用以对语言现象的分析研究,使人们对可数性、主语性、宾语性等语法现象有更确切的认识。宋志平、唐邦海《渐变:探讨语法中模糊现象的新途径》 用“递差”的概念详尽分析了词类之间或词类内部的渐变,句法结构的渐变,句和词之间的渐变。该文中的“渐变”即为我们在上文所说的“递差”,它们和另一个语言学术语“梯度”一样,都是英语语言学术语“gradience”在汉语中的译名,因此它们表达的概念是相同的。 此外,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论也被用以研究语法的模糊性。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 运用原型范畴理论研究汉语的词类,建立了一个基于原型理论的汉语词类系统。徐云珠《原型理论和半情态动词语义学》 则用原型理论分析了半情态动词be able to的语义范畴的内部结构。 对今后我国模糊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展望和建议 从上文对我国模糊语言学所作的回顾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模糊语言学研究在形式化程度上,在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上仍存在不少问题,在语言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模糊性的研究上也有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整个模糊语言学的学科构建仍欠完善。总体上说,我国模糊语言学的最大问题有三个:(1)形式化程度不高,影响到整个模糊语言学的学科构建和模糊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2)对国外模糊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新成果缺乏及时的把握和吸收;(3)多语系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仍是太少。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对今后我国的模糊语言学研究提出下面几点建议: (1)要加强对国外出版的模糊语言学及相关学科出版物的译介工作,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方法,提高我国模糊语言学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深度。 (2)我国的模糊语言学研究者应当消除门户之见,兼收并蓄各种现代语言学理论以及世界上各个国家、各种语言的模糊语言学研究成果,将它们吸收、消化并运用于汉语的语言模糊性研究。这就要求学汉语出身的研究者应当多学几门外语,学外语出身的研究者除了要多学几门外语外,还要认真钻研汉语。要知道,单一语系的研究成果不足以阐明语言的普遍规律。 (3) 模糊语言学研究必须不断吸收数学、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成果,必须不断提高研究成果的形式化水平。这样做,不仅使模糊语言学研究成果在国家的科技进步中有更高的应用价值,而且有助于模糊语言学自身的学科构建。国家应采取措施,鼓励学语言(汉语或外语)出身的模糊语言学研究者去学习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鼓励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出身的科学家来研究模糊语言学,特别是要促成文理科的学者来对模糊语言学中某些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协作攻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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