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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驹二十五周年祭:再见青春理想不死

发布时间:2019-06-03 23:3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高晓松说过,在整个华语音乐世界里,黄家驹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之一,也是当年光芒万丈的摇滚乐时期最重要的旗手之一。这个评价是不是过誉,见仁见智。

  如果没有黄家驹,我只是灰色小城市中一个反叛少年。是他为我带来了一个反叛者起码的价值观:和平与爱、人的平等、对理想的执着当然现在看来,这些概念都不免空洞和简单,但对当时一个惨绿少年来说,那几乎是感召,让我们知道了反叛不能无因,自由需要担当。

  晚上,这个可以容纳将近两万人的体育馆坐满了人,他们都是来听演唱会的。那个年代,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嗷嗷待哺的渴求,各种文化产品,尤其流行文化产品的供给,依然显得疲软。所以,即便首体这么大的场馆,演唱会也根本不用宣传,只要在《北京晚报》四版随便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登一则小广告,说明演出时间和阵容,基本上都能坐满。

  这一次,北京观众们将要面对的,是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名字叫Beyond。

  所有的观众都充满好奇、兴奋这是首都体育馆第一次迎来香港艺人的专场演唱会。虽然和撒切尔夫人好几年前就谈妥了,可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到真正回归的那一天,香港的神秘色彩和巨大吸引力就不会有丝毫消褪。两年以后,艾敬不是还在呼唤:1997快些到吧,让我去那花花世界,给我盖上大红章!

  其实台下的北京文青们不知道,台上的那几个年轻人要紧张得多他们的乐队组建五年了,还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的观众,而且是一群听不懂粤语的观众!

  不出所料,演出效果很惨淡。据说刚进行到一半,就有半数观众离席。不过也有懂行的留下来,其中就包括崔健在整个八十年代,对于大陆人来说,这个名字就是摇滚的代名词。为了向他致敬,黄家驹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唱了一首《一无所有》。

  说这次首秀是“铩羽而归”,一点也不为过尤其是跟几年后的“魔岩三杰”在红馆的风光相比。

  1994年,“魔岩三杰”和唐朝在红馆举办专场。演出开始前,何勇就狂妄地指名道姓挑衅四大天王,说除了张学友会唱点歌,其他三个都是小丑而已。引得天王们的粉丝撕烂海报,围堵红馆,差点让演出流产。

  然而演出正式开始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不仅四大天王悉数到场,并且在整整三个钟头里,几乎所有的观众都跟着台上尖叫、摇摆。黄秋生在台下撕烂了衣服跟着何勇狂奔。

  魔岩三杰在香港“踢馆”,大红大紫的时候,距离黄家驹猝然去世已经一年多了,刚刚风光了没多久的Beyond,早已失去了灵魂。

  如果没有黄家驹,我只是灰色小城市中一个反叛少年。他为我带来了一个反叛者起码的价值观:和平与爱、人的平等、对理想的执着当然现在看来,这些概念都不免空洞和简单,但对当时一个惨绿少年来说,那几乎是感召,然我们知道了反叛不能无因,自有需要担当。

  整个八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与商业文明高度结合,娱乐经济达到高峰,四大天王最火的时候,一人一年出四张唱片,两张国语、两张粤语。然而商业化有他致命的问题,关键之处,不在于像高晓松说的那样,“缺少振聋发聩的声音,缺少精英的呐喊”,而在于它被市场和资本裹挟,只能允许一种成熟的产品模式存在,不管这种你侬我侬甜甜蜜蜜的主流模式已经成熟到怎样单调、乏味和程式化的地步,也不允许艺人轻易越出雷池一步。

  尽管铺天盖地的消费主义大幕和香港的市井文化几乎不需要Beyond这样的角色,但他们还是顽强的活下来了,仿佛一个冒险的实验。用廖伟棠的话说,黄家驹“实验了在商业高度发达社会另辟蹊径的生存的可能性,实验了成熟至程式化的粤语歌坛坚持个性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黄家驹和他的Beyond,恰恰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人价值观的分水岭上,洒下一束光。

  《大地》从台湾归乡老兵的角度反思当代中国的变迁,《长城》质疑固有的国家认同符号以及它代表的保守自封,《岁月无声》和《农民》表现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坚忍、无奈与希冀,这在粤语流行歌坛罕见。《光辉岁月》和《Amani》既有对平等与和平等基本价值观的诠释,同时形象鲜明内含反思,像“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这种表述就是来自诗人一样的发现与隐喻再现,具象化了曼德拉追求的种族平等,对于普通听众也发人深思。

  这些基本的价值观,现在我们称作“普世价值”,在九十年代早期,黄家驹和Beyond的音乐,为当时的陆港青年埋下了它最早的种子,虽然单薄,但要要记得,所有的种子在萌芽之初,都是单薄的,关键是,它孕育着未来的希望。

  默多克说过一句话:要想提高一份报纸的销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降低他的品味。

  客观地说,若论音乐性,Beyond的音乐谈不上有多出众,仅仅是比那些流行歌多一点音乐质感;论时髦,他们的音乐也不及达明一派或林强;论人文色彩,他们又不及罗大佑和黄舒骏;论摇滚的通俗性,甚至不及当时的黑豹换句话讲,把Beyond放在整个华语音乐范畴内,他们毫无优势可言,但他们恰如其分地取了一个流行音乐的平均值。在歌迷眼中,他们被称作是华语歌坛“殿堂级人物”。对于没有见过殿堂是什么样的歌迷来说,用什么样的措辞都不为过。

  固然,Beyond谈不上多么“深刻”,也确实没有多少摇滚乐里特别看重的叛逆精神。它可贵的地方不在这里,而在于它洋溢出的天真之气,那是几个本性温良的青年人所特有的天真与冲动,这和老朽颟顸之辈炮制给青年看的心灵鸡汤不同。Beyond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此。

  廖伟棠说,Beyond对香港流行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为华语摇滚爱好者树立了摇滚等于“乐与怒”这一观念“乐”是正视自己的快乐,“怒”是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使得Beyond加入到香港抗争歌曲传统中去,此后,每当香港发生重大事件,市民要聚集起来的时候,他们不会去唱四大天王的歌,但是会唱Beyond,会唱黄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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