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来到现金彩票网!
当前位置:秒速快三 > 死变迁 >

我的前半生

发布时间:2019-06-19 01:3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溥仪三度当皇帝,是中国近代特定历史环境的结果,他的人生道路凝聚着近现代社会的变迁,其改造过程则折射出国家进步的曙光。溥仪晚年的愿望,是想写一部《我的后半生》,可惜因过早去世而未成。假设他能活到改革开放后,再下笔写下新感受,我想这本《我的前半生》更有教育意义。 依照封建传位规则,当初本不该由溥仪当皇帝。1908年秋,光绪帝病危,慈禧太后便急着过继子嗣。按理应选“溥”字辈最年长的侄儿溥伟,此人的祖父是咸丰帝的六弟奕訢。奕訢当初曾协助发动过北京政变并造成“垂帘听政”。可“老佛爷”却偏偏挑中光绪帝的弟弟载沣的长子溥仪,其原因有人猜测是慈禧自认为身体还好,找个小皇帝便于她摆布。另外,溥仪的祖母是慈禧的亲妹妹,母亲又是慈禧头号亲信荣禄之女。当时,溥伟守在宫外,满以为肯定轮到自己,一见溥仪被抱进去,竟气得大骂了半晌。对此“咆哮宫门”的不赦大罪,慈禧看在他祖父的面子上才隐忍不问。11月中旬,光绪、慈禧奇怪地在两天间双双死去,只好由新太后、光绪的妻子隆裕和自己的小叔子载沣一同扶持溥仪登基。溥仪作为清朝第十二代皇帝,三岁时首次当皇帝时国运已气数将尽。他登基时由任摄政王的父亲抱上殿,鼓乐轰鸣、百官跪拜时,他被吓得大哭。其父怎样哄也不灵,只好拿来玩具说:“快了!快了!快要完了!”不少大臣私下说这话不吉利。果然,不出三年,1912年初,清廷面对辛亥革命的风暴,溥仪名义上的母亲(其实是他伯母)隆裕太后抱着小皇帝宣布退位了。退位后的溥仪慢慢懂了事,在周围清朝遗老包围下被灌输了满脑子复辟意识。1917年7月,封建军阀张勋率兵入京,拥立溥仪复辟,这位11岁的少年第一次尝到了当皇帝的兴奋,却在11天后被赶下台。此后,溥仪把复辟的希望寄托于外国,先是受英国公使馆派来的师傅庄士敦鼓动准备到西洋寻找支持,因英美政府的对华政策是维持民国而未成行。后来,他与制造“满蒙独立”以分裂中国的日本侵略者联手,在“九·一八事变”后去了东北,先当“执政”,1934年,第三次登基。日本人却未兑现帮助其恢复“大清”的许诺,只让他当“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对外言论全要由关东军拟稿,连走出宫的自由都没有。在伪满深宫中呆了十几年的溥仪,对日本人由感谢变为不满,后来又发展为恐惧,不过,这与抗日斗争根本不能相提并论。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被苏军逮捕,于1950年移交中国,以叛国和协助侵略者发动战争罪在战犯管理所关押了近十年,完全是罪有应得。由帝王变为公民,晚年曾想写《我的后半生》可惜未成。在战犯管理所里,溥仪有生以来首次学会系鞋带、自己洗衣服等生活常识,在头脑中也扫荡了帝王意识而树立了公民观念。1959年秋,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有些老人见面后还行跪拜大礼,马上被他批评为思想落后。获得一张选民证后,溥仪称这是一生最珍贵的东西。他开始在植物园劳动。蒙哥马利来访时询问他感受如何,他回答说“比起皇帝来我更愿当园丁”。这位英国元帅惊讶之极,回国后把这当成奇闻宣传。有的外国进步人士来访后,报道说:“看到溥仪,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八十年代,溥仪又成为影视作品中的要角。国内创作的片子客观地描述了他由幼稚少年受封建思想毒化,后来又在帝国主义分子庄士敦和土肥原之流诱惑下走上叛国之路,解放后又如何改造成一个对人民有益的公民。西方人主创和拍摄的片子,却宣扬溥仪一向善良,人性不可改变,而“洋师傅”庄士敦则被描绘成传播了西方文明和鼓励个性发展的天使般人物。至于溥仪投靠日本充当伪满傀儡皇帝,片中推诿为环境使然,他本人只是受害者。抛开不同国度的价值观不谈,仅从客观历史而论这也有悖于真实。

  序《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代序)第一章 我的家世 一 醇贤亲王的一生 二 外祖父荣禄 三 慈禧太后的决定 四 摄政王监国 五 亲王之家第二章 我的童年 一 登极与退位 二 帝王生活 三 母子之间 四 毓庆宫读书 五 太监 六 我的乳母第三章 紫禁城内外 一 袁世凯时代 二 丁已复辟 三 北洋元老 四 不绝的希望 五 庄士敦 六 结婚 七 内部冲突 八 遣散太监 九 整顿内务府 十 紫禁城的末日 十一 在北府里 十二 三岔口上的抉择 十三 由“使馆区”到“租界”第四章 在天津的活动 一 罗振玉的努力 二 我和奉系将领之间 三 谢米诺夫和“小诸葛” 四 东陵事件 五 领事馆、司令部、黑龙会 六 郑孝胥的理想 七 “行在”生活第五章 潜往东北 一 不静的“静园” 二 日本人意见分岐 三 夜见土肥原 四 白河偷渡 五 在封锁中 六 所见与所思 七 会见板垣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第七章 在苏联第八章 由疑惧到认罪第九章 接受改造新的一章补充注释人物索引

  难得利用端午小长假把已经积蓄了许多灰尘的书读了读。自从买回来,没怎么抽出时间看。抛开书页残损,跳缺,光就文章本身而言,可读性不高。溥仪的文采本身不高,暮年后的记忆都有问题,叙述内容多半是由李文达润笔的。溥仪自幼学的是四书五经,对现代白话文的表达应该没有太多的心得,文章在叙述上比较夹生又因作为历史资料,里面大量充斥者相应的史料。在阅读的趣味性上很差。

  内容很好,多了解溥仪及晚晴历史很有帮助!但是这个版本印刷的有点粗糙,里面有些东西不知道本身就是这样还是印错了。比如16页。

  纸张、印刷、照片比64年差远了。照片模糊(当年是铜版纸),而且不完整,装订进去了。

  书不错;每天都在读;就是这次的配送太慢了;一点都不体谅一下读者那种等待的心情;不如海虹配送好……

  很期待看的书~价格还算便宜,就是书的质量呀,纸张有点不咋地,薄,透!不过整体来说不错,很值这个价钱!

  其实这本书的作者是两个人,除了溥仪外,还有一个未署名的作者:李文达。此人是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此书是他在溥仪写的书稿的基础上结合各种资料全面重写的,当时未署名,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本书写的内容不错!是本好书,但是书的印刷质量太差了,好臭的印刷味,还有书有点切割的不整齐 ……

  还没打开包装就已经闻到很难闻的味道,打开一看更失望 纸张薄的都透联了,泛黄的纸,难闻的味道~这些特征表明 绝对盗版,而且是极其拙劣的盗版~哎,要不是等了太久其他版的还不到货,我是绝对不会买这个的!大家千万别**了,等着吧 或者去别的网站看看,这款千万别买了~

  自传的前半部分写的是溥仪过去当末代皇帝、军阀时期暂居天津、后来到伪满洲国再次做傀儡皇帝期间的经历。以一个“皇帝”的视角来看那段历史,是非常独特的,其中可以见到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为了统治满洲而扶植傀儡政权的手段;遗老遗少、包括一些政治投机者的心态;英美法德等西方列企图强瓜分旧中国的贪婪。我们能看到不少欺世盗名的做法,在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西方国家一些政客企图分裂中国而暗中支持所谓“土皇帝”之流。

  “国际经济财政银行团”现在不是有了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些组织以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方式,确实为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不少福利;中国如今也成为了世界之最大市场。

  自传的后半段,讲的是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后溥仪被捕在战犯监狱中的生活。这十年间溥仪进行了劳动改造,期间参观了新社会普通老百姓的新生活,自发认识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恶和“皇帝”的本质,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最终改过自新。出狱后,溥仪与家人团聚,在新社会中也重新找到 “家”的感觉。后来他及亲属们都积极地投身于新社会的建设。

  那段时期,中国刚刚解放,社会欣欣向荣,人们信心百倍,因为老百姓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翁。那时候提倡的是实事求,做对人民有益的事。甚至这段时间在中国监狱中的日本战犯在人民的宽宏对待与见识到平等的新社会后都诚心悔过。

  我想,那时候物质上中国依然并不富裕,但精神上却是文明的,消灭了剥削与压迫,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都为了建设祖国这个目标在共同努力着。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上来了,精神文明建设却迟迟没有跟上,导致现在腐败丛生,也没有健康的主流思想,一切向“钱”看,丛林法则横行。当我国与世界经济接轨后,似乎被一些国家经济强国绑架了,面对不平等的现象常常忍气吞声。对于国家的命运与政府,普通百姓的信心也开始慢慢流失了。

  我认为:要从新让祖国复兴,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可,要教育人们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为他人着想的人;要让大家认识到剥削与压迫别人的可耻与罪恶并鼓励与之坚决斗争;还要让大家认识到,只要正义在自己这边,一切纸老虎都不可怕,都是要失败的。

  因此,我推荐《我的前半生-溥仪自传》这本书。每一位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会从中受益,认识到怎样才算一个真正的人。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再次出去参观,这次参观,我们到过沈阳、鞍山、长春和哈尔滨四个城市,看了一个水库工地(沈阳大伙房),十八个工厂,六个学术单位和学校,三个医院,两个展览馆,一个体育宫。在哈尔滨访问了受过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灾害的平房区,晋谒了东北烈士馆。这次参观我们获得了比上次更加深刻的印象。我这里只想说说其中的几点观感。

  我们看到的企业,除了少数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以外,大多数是新建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企业在接收时几乎全是一堆破烂,像鞍钢和沈阳机床厂,就都经日本人和破坏过,到了人民政府手里重新恢复、扩建,才成为今天这样巨大的规模。许多见过那些旧日企业规模的伪大臣,都感到非常惊奇。使我最感惊奇的,是从许多新设备上看到了用中国文字写的牌号、规格。我虽然没有别人那样多的阅历,但是从前一提到机器,在心里永远是跟洋文联系着:MADEINUSA,MADEINGERMANY,……现在,我看到了中国自己制造的成套装备,而且这些企业的产品,就有一部分是要出口的。在那些产品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在鞍山钢铁公司里,我站在庞大的钢铁建筑面前,简直无法想象它是怎样从一堆破烂中恢复和扩建起来的。然而这是事实。日本人在离开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中国人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要二十年!”中国人在这里没有种高粱,三年时间,把它恢复起来了,而且达到了一百三十五万吨的年产量,远远超过了伪满时期的最高纪录,又过了一个五年,年产量达到了五百三十五万吨,等于从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创办昭和制钢所起,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最后撤走止,这三十一年的累计产量。

  在参观中,我看到了无数这类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向我说明: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不但在战场上可以打胜仗,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一样能打胜仗。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这个事实,如果十年前向我做出这样预言,不仅劝中国人种高粱的日本人不信,连我也不信。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我根本忘掉了自己的国籍,忘掉了自己是中国人。我曾随着日本人一起称颂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我曾跟郑孝胥一起幻想由“客卿”、“外力”来开发中国的资源,我曾与溥杰多次慨叹中国人之愚蠢与白种人之聪明。我进了管理所,还不相信新中国能在世界上站得住。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人民军队打了胜仗,我不是觉得扬眉吐气而是提心吊胆,担心美国人会扔。我不明白,在联合国讲坛上,中国人何以敢于控诉美帝国主义,而不怕把事情闹大。我不明白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朝中方面的代表何以敢于对美国人说:“从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休想从会议桌上得到。”总之,我患了严重的软骨病。

  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日内瓦会议上显示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这时我不由地想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想起了蒋介石勒令人民对帝国主义凶犯忍辱吞声以表示“泱泱大国民风”的“训示”。中国近代一百零九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祖父道光帝到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从一八七一年清朝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节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起,到李鸿章去日本马关,我父亲去德国,以至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哪一个不是去伺候洋人颜色的呢?

  在那一百零九年间,那些带着从大炮、鸦片一直到十字架和口香糖的自以为文明、高尚的人,他们到中国来,任意地烧、杀。抢、骗,把军队驻扎在京城、口岸、通都大邑、要道、要塞上,无一不把中国人看做奴隶、野人和靶子。他们在中国的日历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国耻纪念日”。他们和道光帝、西太后、奕劻、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订了成堆的变中国人为奴隶的条约。以致在近百年的外交关系史上,出现了各种耻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借地、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筑路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除此而外,他们得到的还有伤驴一条赔美金百元,杀人一命偿美金八十元,强奸中国妇女而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等特权。

  现在,那种屈辱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正满怀信心地建设自己的祖国,让一个个发出过耻笑声的“洋人”闭上了嘴。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我们听到了一个小故事。汽车厂刚开始生产时,有个小学校的孩子们要来参观。汽车厂打算派车去接,孩子们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新造的车,厂方回答说,新造的是运货卡车,坐着不舒服,准备派去的是进口的大轿车。孩子们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说:“进口轿车不如运货卡车舒服,我们要坐祖国造的卡车!”

  祖国,她在孩子们的心里是如何崇高呵!而在我过去的心中,却四十多年一直没个影子。

  作为一个中国人,今天无论是站在世界上,还是生活在自己的社会里,都是最尊严的。

  关于别人日常怎么样地生活,我在过去(除了伪满后期一段时间以外)对这问题总怀有好奇心。我有生第一次出去满足这种好奇心,是到我父亲的北府,第二次是借探病为名去看陈宝琛。我对他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很羡慕。后来我在天津,从西餐馆和外国娱乐场所观察过那些“高等华人”,觉得他们可能比我“自由”,但是不如我“尊贵”,我不太羡慕他们,但好奇心仍在。在伪满,只顾担忧,不大好奇了。回国之后,起初根本没想过这类问题,别人如何生活,与我无关,后来我感到前途明亮起来,这个问题又对我有了现实性,所以在这次参观中,我特别留心了这个问题。结果是,勾起了我无数回忆,心中起了无限感慨。

  获得印象最深的是在哈尔滨。哈尔滨儿童公园里的儿童铁道,使我想起了跟蚂蚁打交道的童年。我从儿童医院的婴儿出生统计和保健情况上,看出了这在当年清朝皇族家庭中,也是不可企望的。我坐在哈尔滨太阳岛的条椅上,遥望江中的游艇,听着草地上男女青年们的手风琴声和唱歌声,想起了我前半生的岁月。我不但没高兴地唱过,就连坐在草上晒晒太阳的兴致都没有,更不用说是随意地走走了。那时我担心厨子赚我的菜钱,担心日本人要我的命……而这里,一切都是无忧无虑的。在我前面几丈远的水滨上,有个青年画家在专心致志地写生。我们坐在他身后,一直就没看见他回过一次头。他的提包和备用的画布都堆在条椅脚下,根本没有人替他看管,他似乎很有把握地知道,决没有人会拿走他的东西。这样的事,在旧社会里简直不可想象,而在这里却是个事实。

  这也是一个事实:公园里的电话亭里,有一个小木箱,上面贴着一张写着“每次四分,自投入箱”的纸条。

  据一个同伴说,太阳岛上从前有个俱乐部,上一次厕所都要给小费的。但是现在,家里人来信说,你无论在哪个饭馆、旅店。澡堂等等地方,如果给服务人员小费,那就会被服务员看做是对他们的侮辱。这也是事实。

  在哈尔滨最后几天的参观,我从两个地方看出了世界上两类人的不同。一个地方是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造过孽的平房区,另一个地方是东北烈士馆。

  二次大战后,日本出版了一本《七三一细菌部队》,作者署名秋山浩,是七三一部队的成员,写的是他在部队时,从一个角落上所看到的事情。据书上说,这是一座周围四公里的建筑群,主楼比日本丸之内大厦大四倍,里面有三千名工作人员,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场”里设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也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令人惨不忍闻:有的被剥得净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哆嗦着;有的像青蛙似地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

  那个作者在七三一部队时听说,培养这些病菌,威力可超过任何武器,可以杀掉一亿人口,这是日本军人弓!以自豪的。

  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遗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炸毁。

  不久以后,附近的村庄里有人走过废墟,看到一个破陶磁罐子里尽是跳蚤。这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没想到,刽子手遗下的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了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这个一百来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一百四十二条性命。

  这是我访问的一个社员,劳动模范姜淑清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她给我们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过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高高兴兴地都说从这可好了,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了,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哪!”

  这是有一次所长说的话。这句话现在从我心底发出了响声。制造鼠疫菌的“瘟神”们和供奉“瘟神”的奴仆们,原是同一类的人,同是为了私欲,使出了一切毒辣和卑鄙的手段,不惜让成亿人走进毁灭。然而,这是枉然的,没有“把握”的。“瘟神”的最科学的武器并不万能,最费心机的欺诈并不能蒙住别人的眼睛。被毁灭的不是人民,而是“瘟神”自己。“瘟神”的武器和它的供奉者没留下来,留下来的是今天正在建设幸福生活的人民,包括曾住在离“瘟神”不过几百米地方的金星农业社这个村庄。这真是活得最有“把握”的人。由于他们是同样地有“把握”,所以姜大娘说的是台山堡刘大娘同样的话:

  无论是在姜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未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还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来的生产资料——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和新架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时,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想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仅仅是三五间或十来间。

  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红萝卜送给我们。“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社长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

  我在车窗口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回想着金星社长说到的那几句:“我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以便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做优秀民族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的勾当,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奴役和消灭掉被压迫的民族。这两种人,究竟是谁文明谁野蛮呢?

  平房区“细菌工场”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做丑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做善良。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场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的血衣、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

  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十四年。在那血腥的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和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作斗争。那个决议书和哈尔滨小戎街三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顾蒋介石的阻拦,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罪恶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汤岗子和旅顺……

  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的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几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红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过长白山的顶峰,看见过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兵和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道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战斗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着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优越的伪满国兵,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声容笑貌——这是我从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着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声容笑貌。在一双用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

  日本人当初叫我“裁可”一批批的法令,然后据此施行了集家并屯、统制粮谷等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破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里,找到的是草根。树叶……

  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军,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竟然是可怕的东西。

  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烨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着怕,怕日本人的抛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

  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过来哭泣声,声音越来越响。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他原先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察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里受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镜涛。

  他不服气,要装作很懂的样子:“我知道,这是那个最后一位皇帝‘付’仪写的嘛。”

  他说他知道,就是不喜欢念溥仪。他又问,溥仪的结局是什么,书里面怎么写的?

  我说这书也就是他成为战犯关在抚顺劳教所里进行改造时对前半生的回忆,实际上是一种检讨。也没什么结局,就是在劳教所里改造。

  他惊讶:“啥!检讨写得那么厚哦!”然后又转瞬感慨一句:”哎,怪就怪他命不好,生在帝王之家。”

  这屁孩子还能这样感慨,也说明大众对溥仪的认知大致都属于那个方向。百姓对历史的正确认知,还是只有从具体的史料来,这本“前半生”就是很好的材料。纵观全书,的确有助于我们对溥仪从出生到成为新中国的劳教犯人整个过程的经历有全面的了解。但看书的时候,对溥仪的措辞、回忆等等我都是抱着保留、辩证的态度来看的,因为我始终不信在我党的严密“双规”下,他能有多少真情的话语吐露,每一句认错都是那么的谄媚,每一个回顾都那么不堪。也正如当年李秀成被捕后,在曾国藩的眼皮子底下写出来并呈上给慈禧的检讨一样。书中常常把我党捧得比天高海深,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罪大恶极,啰嗦回环反复之处很多,好用成语、堆砌辞藻的地方也很多,一本检讨能写这么厚,也真难为他了。最终我们还是该明白,溥仪一生是悲剧的,不仅是因为他生在帝王之家便是不幸,而应从他自身的性格、所处的那个时代全方面看,才会发现那两者是导致其悲剧的根源。

  合上书的时候,我对办公室里其他老师说,这本书我觉得该推荐给以后我们自己的孩子看,一来沾染点皇家贵族气,二来学学成语该怎么用,三来实在是写检讨的最佳模板啊。

  如果抛开历史政治不谈,我最大的感受是对溥仪的同情。这个末代皇帝从一出生开始就受到各种势力的摆布,他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极其片面的。从陈,郑,罗的争斗,到日本的奴役,再到的改造,他永远无法独立地认识这个世界,因为总会有人为他带路。而这些人只是为了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目的,将他当作向上爬的台阶而已。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十分同情溥仪,他就像一个傀儡,总是在被别人摆布。

  一句话很经典:“皇上是一张白纸”。 可怜:大半生生活在高墙之下,宫城的高墙,强权的高墙,监狱的高墙。 运气算好:一生也没什么大灾难。

  他也还没做什么大坏事,那些上纲上线的也是他迫不得已,他根本也没起什么作用,这也是他为什么能活下去的原因吧。

  前面看着很写实,后来越发感觉这是一部歌功颂德的爱党宣传书。不过书中还是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新中国成立那段时期的社会变化。很难说读这本能得到什么,了解了一个末代皇帝曲折经历,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文化这东西,有些东西越是想扔,不要想要,却始终扔不掉。

  第一次阅读,唯一留下的印象是溥仪结婚当晚没有和皇后婉容洞房花烛夜,倒是跑回自己的宫殿和太监们厮混。据分析,溥仪是有同性恋倾向。

  ①命运斗转星移:一日天子,万人朝拜。溥伟为自己没被慈禧太后选中而愤愤不平之时,怎能想到自己极力争取的只不过是“末代皇帝”的名号。溥仪,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又怎能想到自己的命运从此改变。

  ②思想的痼疾根深蒂固: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烙在人们心中的特权和等级观念,如此之深,难以转变。当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有形的封建专制制度覆灭了,无形的等级观念却遗留人心。不仅是前朝王公贵族、仆从太监,也包括普通老百姓,否则张勋复辟帝制的闹剧又岂能上演。更难以理解的是,最西化的胡适也对溥仪(末代皇帝)带有某种敬畏,溢美之词也不吝啬,借以博得皇帝一笑。

  我一直很喜欢清朝的故事,有些时候,我喜欢慈禧(当然,这遭到了我一片好友的怒骂),说实话,我一直没把慈禧当做一个祸国殃民的女王,总觉得这是一个女人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为自己多取得一点地位,她的做法当然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但是能走到她的这个地位,让我不由得喜欢,就像将来工作一样,怎么样才能稳住自己的地位是很需要动脑子的。。。

  回归正题,之前在电视上看见了溥仪的纪录片,就想着看看这本书,我一直在想,他退位之后在故宫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本书看了一半,显然他还是对小时候的印象较少啊,宫廷的生活没有很具体,倒是让我弄懂了他们家爷爷,祖父的各种关系。汗。。。。

  后来,他跟日本人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我表示我真的很没兴趣,书真的是太厚啦!很讨厌从民国开始到爷爷的这一段历史(我真的很讨厌),于是整本书就让我搁置了。。。唉~

  历史上的溥仪大概很难让人喜欢,他在事实上造成了多少恶的后果,然而他又是自己身份的傀儡、命运的囚徒,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一种近乎天真的无知无能,令受害人也很难将他视为魔鬼来憎恨。

  为自己的无知而悔恨,是这本自传/忏悔录里比较真诚的部分。而关于他的奢侈、乖戾、残忍——这些他并不能完全负责的东西——溥仪即便照例悔过,其中的分量也是可疑的。当写到过往的帝王生活,比如宫里衣食住行的规矩,比如跟溥杰的游戏,比如太监的陪伴和冲突,他尽管说了许多忏悔的话,但调子里仍有一种淡泊的怀念味道。不过这也是书里写得最美的部分。

  改造这个多病的老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从大写的历史来说,恐怕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对个人来说,我并不相信溥仪会因此脱胎换骨,就像电影《末代皇帝》里说的,people do not change。但是这种经历也许给他一个跳出自身局限的机会,看到曾经的盲目和悲哀。他坚持过时而脆弱的帝王尊严,并且始终不能放弃复辟,因为他不知道除此以外还能有别的活法。

  不过说到底,对于这种被命运操纵和蒙蔽的无知无能,他的忏悔也无法给后来人什么确实的启示,只能提示我们命运本身的悲剧性。

  至于《末代皇帝》的影片,导演对溥仪是充满同情的,他从心理冲突和成长的角度来拍摄这部史诗,稀释了溥仪在外部历史上可厌可笑的表现。他的毁灭带上了悲剧性和高贵感,像一个被精心造成又终将破裂的美丽古董。强大的身份焦虑支撑他虚弱的实质,让他不肯放弃挣扎,又让他在粗糙而强悍的现实世界里被冲击得粉碎。这是一个内在维度的溥仪。

  可以说,电影提示了阅读这本自传的另一条路,在大历史的波澜诡谲之下,还可以有“小写的人”。观者不再津津乐道于历史上的权谋和厮杀,而关注到具体个人的无奈和孤独。因此,这个绝无仅有的废帝能令全世界都同情和共鸣。他的失败在历史的角度去看,是为一个个错误选择承担恶果,然而在个人而言,他却几乎没有过真正的自由选择,他在历史命运面前螳臂当车,投射出的是人们共有的挣扎和无力。

  PS. 影像化的力量真的太大,以至于我看书所产生的联想大概都只是尊龙而不是溥仪。溥仪本人的形象孱弱委顿,似乎从生下来就老态龙钟。尊龙则是面子上波澜不惊,底子里傲慢而固执,既潇洒又残忍,格调奇异,并且美得过分。配多少历史照片都无法扭转电影给我的印象啊……

  他的童年只有教课的师傅、太监以及他的乳母。他可以用一个篇幅去描写对乳母的爱戴,却只用了短暂几行字描写亲生母亲因为受到太妃言语的刻薄而自杀。所以他注定凉薄、因为没有爱又怎么懂爱哪?作者很少写自己与妻子之间的故事,他只是说自己不懂爱情。

  他拥有只有那一点脆弱的权威与皇帝的架子。被革命军从紫禁城赶了出来,溥仪只是为了“复辟”两个字而活着。他不为祖宗不为人民,只是为了自己能一辈子永享皇帝般的生活!因为他这一辈子贫穷的只剩一个皇帝梦。投靠日本人,做伪满的傀儡,造成东北三省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他自私却有可怜。

  日本战败,他被苏联关押之日起,他彻彻底底成了阶下囚。以前只是精神上的,如今肉体上也是了。后半章我看得极快,因为这不再是历史。只是讴歌的产物!我最痛恨得就是一个胜利的王朝阉割历史!的确成王败寇,每一个朝代都是这样!乾隆修四库全书,发动了多少件文字狱!造成多少明朝思想的毁灭!满汉一家亲只是一个幌子!历朝历代最杰出的产物就是给人民群众洗脑!蒋介石是多么恶毒的人,没有就没有新中国。

  将要读毕这本书的时候,突然想起去年读的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历史轨迹。但又似乎,他们的历史轨迹是相连在一起的。

  越来越喜欢读历史书。相比于读其他的书籍,譬如读文学类、艺术类书籍,对我来说,是对我潜意识里某个自我的交流。而读历史书,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人生,给我扩宽的人生的视野,生命的视野。让我慢慢变得宽广、沉潜起来、忍耐、珍惜。

  年轻的自由,有对梦想的执着、希望从工作开始,从每一天的工作中,都能看到对梦想的触摸。

  但是忽略了,忘了。有时候触摸的梦想,太过离开了自己的土壤、历史条件,只会让我们以为对梦想近那么一些些了,在走往那条路上了,然后再退下来。告诉你,过分脱离了自身所有的、命运所给的现实的土壤,即使近了,还是会退回来。

  而所谓对梦想的坚持,对命运的坚持。所谓的起落,不放弃。就是那,不管走什么路,你知道你最终要干什么。

  任何一条路,你想怎么走,你走它为了什么,决定了最后的结局、成败,你是否会看到它。

  好像,跟这本书无关。但是,就是爱新觉罗溥仪这样的一生,在他这样的故事里,我获得了这样的感想。愿意面对现实、沉下来。

  必须沉下来,所有美丽的梦想,每一个人关于自己的人生设想,必须等等,等很久。无法急于得到,不能急于得到。

  在野史和演义里,同治是因得花柳病不治而死的,据我听说,同治是死于天花(翁同和的日记也有记载)。按理说天花并非必死之症,但同治在病中受到了刺激,因此发生“痘内陷”的病变,以致抢救无术而死。据说经过是这样:有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在同治床前说起了婆婆又为了什么事责骂了她,失声哭泣。同治劝她忍受着,说将来会有出头的日子。慈禧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对儿子和媳妇早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她听说皇后去探视同治,就亲自来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儿子和媳妇的谈话。这对小夫妻万没料到几句私房话竟闯下滔天大祸,只见慈禧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痛打,并且叫内廷准备棍杖伺候。同治吓得昏厥过去了,慈禧因此没有对皇后用刑。同治一死,慈禧把责任全部安到皇后的头上,下令限制皇后的饮食。两个月后,皇后也就被折磨死了。皇后死后,慈禧的怒气还不消,又革掉了皇后的父亲崇绔的侍郎职位。第二年,有个多事的御史上了一个奏折,说外边传说很多,有说皇后死于悲痛过度,有说死于绝粟,总之,节烈如此,应当表彰,赐以美谥云云。结果皇后的谥法没有争到,这位御史把自己的官也丢了。

  在同治死前,慈禧同治母子不和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我在故宫时就听到老太监说过,同治给东太后请安,还留下说一会话,在自己亲生母亲那里,简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同治亲政时,慈禧在朝中的亲信羽翼早已形成,东太后又一向不大问事;皇帝办起事来如果不先问问西太后,根本行不通。这就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帝后之死,可以说是慈禧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决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和在日记里写过,当慈禧宣布立载湉为嗣的话一出口,我祖父立即“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从那以后,在我祖父的经历上,就出现了很有趣的记载。一方面是慈禧屡赐恩荣,一方面是祖父屡次的辞谢。光绪入宫的那年,他把一切官职都辞掉了。“亲王世袭罔替”的恩典是力辞不准才接受的。这以后几年,他的惟一差使是照料皇帝读书。他于得兢兢业业,诚惶诚恐,于是慈禧又赏了他“亲王双俸”、“紫禁城内乘坐四人轿”。后来恭亲王失宠,革掉了议政王大臣,慈禧太后又命军机大臣们,今后凡有重大政务要先和醇亲王商议,这等于给了他更高的职务。按例,男子结婚便算成年。光绪如果结了婚,太后理应归政。这是慈禧极不情愿的事,于是就在光绪婚前,由奕囗带头向太后叩请继续“训政”。清朝创建新式海军,奕囗接受了这个重任,海军初步建成之后,他须代表太后去检阅,偏要拉着一位太监同去,因为这位李莲英大总管是慈禧的心腹人。慈禧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一次没敢坐进去。这种诚惶诚恐的心理,不仅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之中,连家里的陈设上也带着痕迹。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为“思谦堂”,命名书斋为“退省斋”。书斋里条几上摆着“欹器”①,刻着“满招损,谦受益”的铭言。子女的房中,到处挂着格言家训,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其实问题不在钱财,而是怕招灾惹祸。最有意思的是,他在光绪二年写了一个奏折,控告一个没有具体对象的被告,说是将来可能有人由于他的身份,要援引明朝的某些例子,想给他加上什么尊崇;如果有这样的事,就该把倡议人视为小人。他还要求把这奏折存在宫里,以便对付未来的那种小人。过了十几年之后,果然发生了他预料到的事情。光绪十五年,河道总督吴大澄上疏请尊崇皇帝本生父以称号。慈禧见疏大怒,吓得吴大澄忙借母丧为由,在家里呆了三年没敢出来。

  ①欹器亦叫做敧器,苟子《宥生篇》云:“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敧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日:‘此盖为宥坐之器。’(宥与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坐右,以为戒,或曰宥与侑同,即劝。)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敧,中则正,满则复。’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复,虚而奇攴。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复者哉!’”

  我和慈禧这次见面,还能够模糊地记得一点。那是由一次强烈的刺激造成的印象。我记得那时自己忽然处在许多陌生人中间,在我面前有一个阴森森的帏帐,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瘦脸——这就是慈禧。据说我一看见慈禧,立刻嚎啕大哭,浑身哆嗦不住。慈禧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被我一把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要嫫嫫!要嫫嫫!”弄得慈禧很不痛快,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

  大典在太和殿举行。所谓登极,就是我父亲扶着我坐在宝座上,接受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朝贺。在大典之前,照章要先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礼(在大典上他们站列两侧,不便与文武百官一起朝贺)。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又把我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的时候,这就超过了我的耐性的最后限度,这就难怪我不放声大哭。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待)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而文武百官行的是三跪九叩礼,磕起头来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文武百官可就窃窃私议起来了。“王爷怎么可以说什么‘快完了’呢?”“说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啊?”……一切的议论,都是垂头丧气的,好像人人都发现了不祥之兆。

  事实上,真正的感应不是来自偶然而无意的两句话。如果翻看一下当时历史的记载,就很容易明白文武百官王公大臣们的忧心忡忡和忌讳百端是从哪里来的。只看《清鉴纲目》里关于我登极前一年间的大事提要就够了:光绪三十三年,秋七月。广州钦州革命党起事,攻陷阳城,旋被击败。

  冬十月,安庆炮营队官熊成基起事,旋败死。这本《清鉴纲目》是民国时代编出的,所根据的史料却主要是清政府的档案。我从那个时期的档案里还看到不少“败死”、“败退”字样,我发现这类字样越多,也就越说明风暴的加剧。这正是那些埋怨大典煞风景的王公大臣们的忧患所在。到了宣统朝,事情就越加明显。后来起用了袁世凯,在一部分人心里更增加一重忧虑,认为外有革命党,内有袁世凯,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不吉之兆,都集中呈现在宣统一朝来了。

  我在不知不觉中做皇帝的第三年,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皇朝最后的惊涛骇浪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保留在我记忆中的有这么一点印象: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而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莫名其妙,纳闷他们哭什么,殿里除了我们三人别无他人,安静得很,甚至胖老头抽鼻子的声音我都听见了。他边抽缩鼻子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皇帝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武昌起事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大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他给北洋军下了部署,把民军手中的汉阳攻克了,然后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有人对他也有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他也有了朋友。北洋军攻下了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就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政府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来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我有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经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立刻得到释放,他也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后更是一拍即合,汪精卫与袁长公子克定结拜为兄弟,从而变成了袁的侄辈而兼谋士,自然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动态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在那边又有很大一部分人把袁世凯又看成了自己的希望,后来更被更多的人看成是实现共和的根本依靠。袁世凯自从有了这些新朋友,加上在北京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他就成了多方面行情最清楚的人了。当然,这一切都并非出自偶然,不妨说是他在洹上垂钓两年多的成就。

  袁世凯就是这样左右逢源地回到了北京,不到一个月,先通过奕在隆裕面前玩了一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了王位,退归藩邸。然后,以接济军用为名把隆裕的内帑挤了出来,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压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就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次与袁会面的那天,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我也明白了太后是为什么听了袁世凯的话就吓得魂不附体,以至袁世凯退下去之后还哭个不停的原因。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他议。”“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没有读过法兰西革命之史,不知道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经袁世凯这么一讲,她完全给吓昏了,所以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们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的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民方提出实行共和的要求,他坚决主张君主立宪制。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绝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发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肃然回答:“您放心,我还要设法保全它!”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听了这事,高兴起来了,说:“袁宫保决不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只达到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还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方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远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问题,自然是使皇室大感震动。

  原来袁世凯这时在民军方面的朋友,已经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特别是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非立宪党人出身的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作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苦心经营梦寐以求的理想,何况他已经察觉了退位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饶不了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正在考虑间,这时孙中山就任了临时总统之职,他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挟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以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的突然变化的由来。

  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奏折来。著名的绰号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后来伸手要谥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损小朝廷的尊严,所以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以为限制。至于赏紫禁城骑马,赏乘坐二人肩舆,赐写春条、福寿字、对联,等等,限制就更严些,不但是王公大臣,就是一些民国的将领们也认为是最难得的“殊荣”。那些官职较低或者在前清没有“前程”,但又没有王九成那种本钱,走不进紫禁城的人,如当时各地“商绅”之类,他们另有追求的目标,这便是等而下之求遗老们给死了的长辈灵牌上“点主”,写个墓志铭,在儿女婚礼上做个证婚人。上海地皮大王英籍犹太人哈同的满族籍夫人姬陀罗,曾把清朝最末一位状元刘春霖,以重礼聘到上海,为他准备了特制的八人绿呢大轿,请他穿上清朝官服,为她的亡夫灵牌点主。类似的举动也发生在当时一位所谓新文士、洋博士的身上。我十五岁时由于听庄士敦师傅的介绍,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庄士敦一边嘲笑他的中英合璧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诗句,一边又说:“不妨看看他写的东西,也算一种知识。”我因此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老实说,这和我挨个儿传见太医时的心理一样,不过是好奇而已。有一天,在我这好奇心发作之下,打了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一叫他就来了。这次会面情形预备后面再谈,这里我要提一下在短暂的而无聊的会面之后,我从胡适给庄士敦写的一封信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他的信中有一段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地!

  庄师傅教育我的苦心,我也逐渐地明白,而且感到高兴,愿意听从。他的教育不只是英文,或者说,英文倒不重要,三年间我只不过学了一部英文四书和一本童话书,他更注重的是教育我像个他所说的English Gentleman(英国绅士)那样的人。我十五岁那年,决心完全照他的样来打扮自己,叫太监到街上给我买了一大摞西装来。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领带像绳子似的系在领子的外面,当走进毓庆宫叫他看见的时候,他简直气得发了抖,叫我赶快回去换下来。第二天,他带来了裁缝给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后来他说:

  “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装,还是穿原来的袍褂好。穿那种估衣铺的衣服的不是绅士,是……”他转头对溥佳说,“我不希望你像个Beggar boy(乞儿)!”

  “假如皇上将来出现在英国伦敦,”他常对我说,“总要经常被邀请参加茶会的。那是比较随便而又重要的聚会,举行时间大都是星期三,在这里可以见到贵族、学者、名流,以及皇上有必要会见的各种人。衣裳倒不必太讲究,但是礼貌十分重要。如果有人喝咖啡像灌开水似的,或者拿点心当饭吃,或者叉子勺儿叮叮当当地响,那就坏了。在英国,吃点心喝咖啡是Refreshment(恢复精神),不是吃饭……”

  尽管我对庄士敦师傅的循循善诱不能完全记住,我经常在吃第二块点心的时候就把吃第一块时记住的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画报上的飞机大炮、化学糖果和茶会上的礼节所代表的西洋文明,还是深深印进了我的心底。从看欧战画报起,我有了看外国画报的爱好,我首先从画报上的广告得到了冲动,立刻命令内务府给我向外国定购画报上的洋犬和外国皇冠上那样的钻石。我按照画报上的样式,叫内务府给我买洋式家具,在养心殿装设地板,把紫檀木装铜活的炕几换成了抹着洋漆、装着白瓷把手的炕几,把屋子里弄得不伦不类。我按照庄士敦的样子,大量购置身上的各种零碎:怀表、表链、戒指、别针、袖扣、领带,等等。我请他给我起了外国名字,也给我的弟弟妹妹们和我的“后”“妃”起了外国名字,我叫亨利,婉容叫伊丽莎白。我模仿他那种中英文夹杂着的说话方法,成天和我的伴读者用这种话来交谈:

  威廉姆(溥杰的名字),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desk(桌子)上!”

  “阿瑟(溥佳的名字),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我三妹的名字)他们来,hear(听)hear外国军乐!”

  总之,后来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产生这样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的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自从他把英国兵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之后,中国的丝弦我就更觉不能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这才明白脑袋后的这东西确实不雅观,立刻毫不犹疑地把它剪掉了,和谁也没商量。

  顺便说一下,那次剪辫子的影响真是不小。从民国二年起,民国当局的内务部就几次给内务府来函,请紫禁城协助劝说旗人剪辫,也劝说紫禁城里也剪掉它,语气都非常和婉,更没提到我的头上以及大臣们的头上,主要的还是希望劝说旗人执行,因为有许多人借口在宫中当差而拒绝剪辫。内务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内务部,甚至辫子可做识别进出宫门的标志也作为一条理由。这件事拖了好几年,紫禁城内依旧是辫子世界。没想到庄士敦教了我不到一年,我就首先自己剪了辫子,我这一剪,几天工夫千把条(除了几个内务府大臣和三位中国师傅)的辫子全不见了。如果把间接影响算上,还不只此数。因为溥杰、溥佳和毓崇回家之后也借口奉旨剪了辫子,这在各王府里也造成了影响。归根结底,这还是庄师傅的作用。

  那次剪辫子惹得太妃们痛哭了一场,老师们也闷闷不乐,各地的遗老们知道了也少不得有人流泪叹气,因为头上有个辫子和紫禁城有个皇帝,同样是具有最大象征意义的事情。庄士敦的出现,一下子给去掉了一半,这还不算,后来他又建议让皇帝迁出紫禁城,搬到颐和园去住,有些遗老简直给他气疯了。最让内务府大臣不满的是,庄士敦还建议派精明的汉大臣参加内务府,而庄士敦经常把听来的关于内务府里有人和外面的古玩商勾勾搭搭的消息告诉我,内务府也能猜得到。这些事造成了内务府的司员们对庄士敦越来越不满意,但是又没办法,因为一则内务府大臣们舍不得丢掉这个保险票,一则他越来越受我的信任,即使有人想把他挤走也不可能了。

  那时宫内开支仍然十分庞大,而民国供给的经费年年拖欠,内务府为了筹办经费,每年都要拿出古玩、字画、金银、瓷器去变卖和抵押。我逐渐地从庄士敦这里,也从一些报纸的隐晦的消息里知道里面有鬼,至少是售价很吃亏。我对于这类事本来不操心,不过有一次我听说要卖掉一座有一人高的金塔,起了疑心,才想起要过问一下。我想起了庄士敦说过,内务府拿出的金银制品如果当做艺术品来卖,都是有很高价值的,可是听说每次都是按重量卖,吃了很大的亏,除非是傻子才这样干。我把内务府的人叫来问这个金塔是怎么卖法。一听说,果然是按重量卖的,我立刻大发脾气:

  究竟选谁,当然要“皇帝”说话,这就是要“钦定”一下了。同治和光绪用的办法,是把候选的姑娘们都找来,站成一排,由未来的新郎当面挑拣,挑中了的当面做出个记号来——我听到的有两个说法,一说是递玉如意给中意的姑娘,又有说是把一个荷包系在姑娘的扣子上。到我的时代,经过王公大臣们的商议,认为把人家闺女摆成一溜挑来挑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改为挑照片的办法,我看着谁好,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做个记号。

  当然,过去未婚的皇帝这个做法也不能证明婚姻是完全由他自主的,慈禧就因为同治选的皇后不称她的心,到光绪选后的时候,便硬作主张,强使光绪不得不选了她的侄女那拉氏(隆裕)。所以,光绪的“自主”,不过走个形式。我这次选“对象”,太妃们本想事先取得一致意见再向我授意的,可是她们争执不下,结果倒达成临时协议,要让我自己做主挑一个。

  照片送到了养心殿来,一共是四张。这四位姑娘的玉容,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模样,每位都有个像纸糊的桶子似的身段,脸部很小,实在也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也只能比一比谁的旗袍花色特别些。我那时既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我不费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

  这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比我小三岁,看照片的那年是12岁。这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这个挑选结果送到太妃那里,端康太妃不满意了,她不顾敬懿的反对,非叫王公们来劝我重选她中意的那个不可,理由是文绣家贫寒,长得也不好,而她推荐的这个是个富户,又长得很美。这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名婉容,字慕鸿(后来在天津有个驻张园的日本警察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把慕鸿写成秋鸿,以后以讹传讹,又成了鸿秋),和我同岁,看照片那年是十五岁吧。我听了王公们的劝告,依然没走什么脑子,心里想你们何不早说,好在用铅笔画圈不费什么事,于是我又在婉容的相片上画了一下。

  可是敬懿和荣惠两太妃又不愿意了。不知太妃们和王公们是怎么争辩的,结果荣惠太妃出面对我来说:“既然皇上已经圈过文绣,她是不可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我想,一个老婆我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怎么一下子还要给我两个呢?我不大想接受这个意见。可是禁不住王公大臣根据祖制说出“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道理,我想这也是真的,中国皇帝历代也没有听说谁只有一个老婆,既然这是皇帝的特点,我当然要具备,于是我也答应了。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也没有什么陈设,三分之一的地方叫炕占去了。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连新娘子是什么样子也没兴趣看了——屋子又暗得很,也实在看不清楚。她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她一会儿,这个凤冠霞帔浑身闪着像碎玻璃似的反光,一声不响的“皇后”,令我觉得生疏得很。我又环视一下这个很不习惯的环境,不由得十分闷气。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起了我的养心殿,我开开门,回去了。

  我回到了养心殿,一眼看见了裱在墙壁上的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的名单,那个问题又来了: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还有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宫里想些什么?我都连想也想不到。当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正为这些空前的声势、民国当局的怂恿和外国人的观礼而欢欣鼓舞幻想万千之际,我想的只是这类念头:

  自从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王公大臣们的眼里逐渐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到了我结婚前后这段时间,我的幻想和举动,越发叫他们感到离奇而惊恐。我今天传内务府,叫把三万元一粒的钻石买进来,明天我又申斥内务府不会过日子,只会贪污浪费;我上午召见大臣,命他们去清查古玩字画要当天回奏,下午我又叫预备车辆去游香山;到了规定的节日里,我对例行的仪注表示了厌倦,甚至平日的八人大轿我也不爱乘坐;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的门槛,叫人统统锯掉。这种种举动都像忘掉了帝王的尊严,另一方面,我可以为了一件小事,怪罪太监对我不忠,随意叫敬事房笞打他们,撤换他们。这些举动还算好,王公大臣们的神经还能应付,最叫他们受不了的是我一会儿想励精图治,要整顿宫廷内部,要清查财务,一会儿我又扬言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在我结婚后三个月,我竟然企图不告而别,溜出紫禁城。这些举动简直把王公大臣们闹得整天心惊肉跳,辫子全变成白的了。

  当初邀请外国人来当我师傅的时候,在一部分王公大臣中间,本来也想到我出洋的事。在我结婚后接到的奏折、条陈里,也有不少遗老提到这个主张,但到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了。在各种反对者的理由中,最常听说的是这一条:

  “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自己偏要先放弃它呢?”

  无论是对出洋表示了同情的还是根本就反对的,也无论是对“恢复祖业”已经感到了绝望或是仍不死心的,嘴里都在念叨着这个优待条件。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优待条件对他们每个人说来是最为宝贵的,尽管四百万岁费变成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但剩下“帝王尊号仍存不废”这一句话。反对我出洋的是怕我丢掉这个尊号,同情我出洋的也把出洋时机放在实在保留不了这个尊号以后。只要我留在紫禁城,保留住这小朝廷,对恢复祖业未绝望的人固然很重要,对于已绝望人也还可以保留他自己的饭碗和已得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价值不说死后的恤典,单看看给人点主、写墓志铭的那些遗老的生荣也就够了。

  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之处,在于我首先就不相信这个优待条件能保留多久。不但如此,我比任何人对可能发生更大的危险都敏感得多。自从新的内战又发生,张作霖败退出关,徐世昌下台,被张勋赶走过的黎元洪重新上台,我就觉得危险突然逼近前来。我想到的是新的民国当局会直接加害于我,问题已不是什么优待不优待了。何况这时又有了某些国会议员主张明文取消优待的传说。退一万步说,就算现状今天可以维持下来,又有谁知道在瞬息万变的政局和此起彼伏的混战中,明天是什么样的军人上台,后天是什么样的政客组阁呢?我从许多方面——特别是庄士敦师傅的嘴里已经有点明白,这一切政局的变化,没有一次不是列强在背后起作用,与其等待民国新当局的优待,何不直接找外国人去呢?如果等来了一个和我势不两立的人物上了台,再去找外国人是不是来得及呢?对于历代最末一个皇帝的命运,从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于鹿台,犬戎弑幽王于骊山之下起,我可以一直数到朱由检煤山上吊,没有人比我对这些历史更熟悉的了。

  “我不要什么优待,我要叫百姓黎民和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国优待我,这倒比叫民国先取消优待的好。”

  “外国人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到外国去?难道他们见了我本人不更帮忙吗?”

  尽管我说得很有道理,他们还是不能同意。我和父亲、师傅、王公们的几次辩论,只产生这个效果:他们忙着赶快筹办“大婚”。

  我所以着急要出洋,除上面对王公大臣说的理由之外,另外还有一条根本没有和他们提,特别是不敢向我的父亲提,这就是我对我周围的一切,也包括这些王爷在内,越来越看不顺眼。

  这还是在我动了出洋的念头以前就发生的。自从庄士敦入宫以后,由于他给我灌输的西洋文明的知识,也由于少年的自然的好奇好新的心理发展,我一天比一天觉得我的环境不舒服,觉得自己受着拘束。我很同意庄士敦替我做出的分析,这是由于王公大臣的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缘故。

  在这些王公大臣们眼里,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可怕的。我十五岁那年,庄士敦发现我眼睛可能近视,他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好给我配眼镜。不料这个建议竟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一样戴上“光子”(眼镜)?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后来费了庄士敦不少口舌,我也坚决地要办,这才解决。

  我所想要的东西,有的本是王公大臣他们自己早有了的东西,他们也要反对,这尤其叫我生气。比如安电话那一次就是这样。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次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和构造,动了我的好奇心,后来又听溥杰说北府(当时称我父亲住的地方)里也有了这个玩意儿,我就叫内务府给我在养心殿里也安上一个。内务府大臣一听了我的吩咐,简直脸上都变了色,不过,他在我面前向例没说过抵触我的话,他下去了。第二天,师傅们在毓庆宫一齐向我劝导:

  “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我也有我的道理:“宫里的自鸣钟、洋琴、电灯,都是西洋玩意儿,祖制里没有过,不是祖宗也用了吗?”

  当时或者连师傅们也没明白,内务府请他们来劝驾是什么用意。内务府最怕的并不是冒犯“天颜”,而是怕我经过电话和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我身边有了一个爱说话的庄士敦,特别是更有一大堆报纸(总有二十来种各大城市的报),已经够他们担心的了。他们怕报纸泄露出去的清室消息刺激了舆论,又怕那些不愿叫我知道的消息,引起我对他们经济手续的追查。打开当时的北京报纸,几乎每个月都至少有一起清室内务府的辟谣声明,不是否认清室和某省当局或某要人的来往,就是否认清室最近又抵押或变卖了什么古物。而这些被否认的谣言倒十有九件是确有其事的,至少有一半是他们不想叫我知道的。有了那些报纸,加上一个庄士敦,弄得他们手忙脚乱之际,现在又要有个电话作为我和外界的第三道桥梁,岂不更使他们防不胜防?因此,他们使尽了力气来反对,看师傅说不服我,又搬来了王爷。

  我父亲这时已经成了彻底的现状维持派,只要一切维持住,我老老实实住在紫禁城里,他每年照例拿到他的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岁银,便一切满足,因此他是最容易叫内务府摆布的人。但是这位内务府的支持者并没有内务府所希望的那种口才。他除重复了师傅们的话以外,没有任何新的理由来说服我,而且叫我一句话便问得答不上来了:

  “那是,那是,可是,可是跟皇帝并不一样。这件事还是过两天儿,再再说……”

  我想起他剪辫子也比我剪得早,电话也早安上,他不让我买汽车而他也早买了,可是一点也不顾我,我心里很不满意,就说:

  “皇帝怎么不一样?我就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不行,我就是要安!”我回头叫太监,“传内务府:今天就给我安电话!”

  随着电话机,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我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我看到了京剧名演员杨小楼的电话号码,对话筒叫了号,一听到对方回答的声音,我就学着京剧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我听到对方哈哈大笑的声音,问:“您是谁啊?哈哈……”不等他说完,我把电话挂上了,真是开心极了。后来我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开了同样的玩笑,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冒充一个什么住宅,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这样玩了一阵儿,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作者用什么调说话,又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我这无心的玩笑,倒真把他给引来了。据庄士敦说,胡适为了证实这个电话,特意找过了庄士敦,他没想到真是“皇上”打的电话。他连忙向庄士敦打听了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并不叫他磕头,我这皇上脾气还好,他就来了。不过,因为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得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这次由于心血来潮决定的会见,只不过用了二十分钟左右时间,我也没说多少话,不过根据我从庄士敦那里知道的一些,问问他白话文是有什么用,他在外国到过什么地方,最后是为了听听他的恭维,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么优待不优待的,我很愿意多念点书,像报纸文章上常说的那样,做个“有为的青年”。他果然不禁大为称赞,说:“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前途指的是什么,他走了之后,我再没费心去想这些。不料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的背地吵吵起来了……

  总之,随着我的年事日长,他们觉得我越发不安分,我也越发觉得他们不顺眼。这时我已经出紫禁城玩过一两次,这是我从借口母亲去世要亲往祭奠开始,排除了无穷的阻劝才勉强争得来的一点自由,这点自由也刺激了我的胃口,越发感到这些喜欢大惊小怪的人物的迂腐不堪。到民国十一年的夏季,上面说的几件事所积下的气愤,成为促成我出洋决心的又一股劲头,我和王公大臣们的冲突,以正式提出留学英国而达到一个高峰。

  八岁开读。塾师是陈宝琛介绍的一位贡生,姓赵,自称是宋太祖的嫡系后裔,工褚字。老师常声泪俱下地讲三纲五常,大义名分。十三四岁,开骂民国,称革命党人“无父无君”。说中国非有“定于一”才有救,军阀混战是由于群龙无首。激发我“恢复祖业”,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气。

  “英国灭了印度,印度王侯至今世袭不断,日本吞并朝鲜,李王一家现在也仍是殿下……”父亲常和我这样念叨。

  母亲死前对我说,“你长大后好好帮助你哥哥,无论如何不可忘记你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这样,你才对得起我……”

  时常听说满族到处受排斥,皇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不然就找不到职业。听到这些,心中充满了仇恨。

  十四五岁时,祖母和父亲叫我把私蓄几千元存到银行吃息钱。自己研究结果,还是送外国银行好,虽然息钱太低,可是保险。

  十七岁结婚。她不满意我这不懂时髦的又小她三岁的小女婿。她姊姊随姊夫到日本去,她羡慕得哭天抹泪……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社会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于是溥杰就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的有草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等,也有钟、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赵构、米芾、董其昌、赵孟等人的真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以及马麟等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是把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总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两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毓庆宫的时候,发现了“赏溥杰单”,付印公布,其中说赏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是一点不错的(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不过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做主张,全运到了东北,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据说曾有一位青年,读《红楼梦》时大为惊奇,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贾母、王凤姐这样人身后和周围总有那么一大群人,即使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隔壁那间屋去,也会有一窝蜂似的人跟在后面,好像一条尾巴似的。其实《红楼梦》里的尾巴比宫里的尾巴小多了。《红楼梦》里的排场犹如宫里的排场的缩影,这尾巴也颇相似。我每天到毓庆宫读书、给太妃请安,或游御花园,后面都有一条尾巴。我每逢去游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的尾巴,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我到宫中的御花园去玩一次,也要组成这样的行列: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地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人们早早回避,在他们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应呼;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在这后面,还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着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蕾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丸、香薷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这个杂七夹八的好几十人的尾巴,走起来倒也肃静安详,井然有序。

  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排场,莫过于吃饭。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的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外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白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食具是绘着龙纹和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明黄色的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叫做“尝膳”。在这些尝过的东西摆好之后,我人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走。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这些菜肴经过种种手续摆上来之后,除了表示排场之外,并无任何用处。它之所以能够在一声传膳之下,迅速摆在桌子上,是因为御膳房早在半天或一天以前就已做好,根在火上等候着的。他们也知道,反正从光绪起,皇帝并不靠这些早已过了火候的东西充饥。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都有各自的膳。

http://lenjproductions.com/sibianqian/256.html
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QQ微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微锟斤拷
关于我们|联系我们|版权声明|网站地图|
Copyright © 2002-2019 现金彩票 版权所有